潜心阅读中的蔡伟。
38岁“三轮车夫”蔡伟成为复旦大学“准博士”
蔡伟,现年38岁,高中学历,8个月前还在老家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但是4月27日,复旦大学传出消息正式将他列入博士生拟录取名单。仅以高中学历没有经过硕士课程的培训而直接读博士的,蔡伟成为复旦百年校史上的第一人。[详细]
观点交汇: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维新:更应为招生制度革新鼓掌
“三轮车夫”蔡伟为何能被录取?仅仅是因为其对古文字学“颇有研究”、或者是裘锡圭先生的青睐?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蔡伟被录取,绝非其个人之幸运,而是复旦大学博士招生体制革新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复旦实施了一项关于“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的制度,蔡伟想读博,无疑是“难于上青天”。
与蔡伟的幸运相对的,是无数的偏才、怪才被拒在研究生录取的大门之外的现象,没有制度的革新,就没有蔡伟这一偏才、怪才读博的可能性。在为蔡伟庆幸的同时,我也祈愿:以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为目标的体制革新越多越好!
网友唐兆成: 反思当前人才选拔制度
当看到“复旦大学拟破格录取三轮车夫读博”这一标题时,着实为复旦大学的创举叫好,但仔细一看文章,“车夫做博士”其实并没啥创新之处。在我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咸鱼翻身”的故事,这类故事大多发生在主人公遇到“贵人”之后,“车夫做博士”并没有跳出这一“定律”。在人生道路上,要不是遇到识才的导师——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我想,蔡伟想被复旦大学相中,那也是“难于上青天。”光是一级又一级循规蹈矩的考试制度,就会把蔡伟拒之门外。
因此,我们不应把目光聚焦在“车夫做博士”这一事件上,英雄莫问出处,只要有学问,车夫完全可以做博士。人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现在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制度。只有革新现有的选拔制度,让有真才实学的蔡伟们能顺利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那才是创举。
安阳工学院图书馆王彦永: 录取蔡伟不应只是特例
能得到裘锡圭先生的青睐,蔡伟的学识自然不用怀疑,他被录取理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说不该成为热议的话题。然而终被热议,也一定有被热议的道理。在议论中,自然少不了对现行选拔制度的批评,少不了对裘先生的赞扬,更少不了对蔡伟现象的深层思考。蔡伟现象如果能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进而促进考试制度的改革,未尝不是蔡伟在古文字学外的另一贡献。
我想,一个蔡伟得到了裘先生的青睐,是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蔡伟在苦苦地盼望着一个个裘先生呢?如果没有体制的改革,蔡伟也仅会是一个特例。好在复旦大学已经实施了著名学者可以自主招博的重大举措,别的大学会不会跟进?我们的选拔制度会不会改进?我们期待着。
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张会杰:招生个案会影响机会公平吗
以往,我国的研究生招生普遍采取的统一笔试再加面试考查的方式,表面上由国家负责(统考把关与报考资格制定)、学校负责(专业课考试把关与报考资格审查)、学科组负责(面试把关)、导师负责(最后决定录取),表面上层层负责,但实际上谁都不负责,尽管对有的学生导师并不满意,但不得不招,而想招的自己又说了不算。这几年来,共识逐渐形成:研究生招录应打破“一格一格降人才”的格局,通过学校、导师与学生之间充分、深入的了解,让导师与学生自主选择,这也是西方国家招录研究生的基本思路。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选拔必须打破当前单一化、模块化的招录体制,建立以导师负责为主的招生与培养制度。
但是,在我国,从上到下普遍担忧这种方式是否会影响机会公平,即是否给权势开辟了升学的绿色通道,从而剥夺真正优秀的人才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权利。事实上,建立导师负责制,恰恰是明晰了导师的责任,哪个负责任的导师愿意拿自己的学术声誉为代价乱招学生呢?而且,对权势侵蚀高等教育的最有效的抵制和规避应在于录取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导师怎样评价学生、最终录取谁,是导师的自主权,而监督自主权的利器,就是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以博士生的自主招生为例,可以在其公示材料中展示该报考者已有的学术成就、博士生期间的研究规划,以及家庭背景、职业职务等相关信息。当然,招录仅仅只是博士培养的第一个环节,西方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都采用了严格规范的中期筛选机制,如果博士候选人一至两年的学术表现不让导师满意,或者没有通过中期考核,就退出。事实证明,灵活多样与个性化的招录加上严格规范的全程考核的确有效地保障了博士教育的良好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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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车夫读博士:中国教育的一张试纸
这样的“破格”是佳话。不过,佳话的生命力不在于传诵,而在于反思与反省。三轮车夫读博士,更像是中国教育的一张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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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这次蔡伟读博的是其幸运,还是复旦大学的宽容?因为这个问题将直接会透视出当下的选人用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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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录取三轮车夫,让我们看到了博士教育朝学术本位的回归,看到了学术求真的魅力。在这里,坚持学术原则,没有所谓的身份高低、门户之见。这种对学术原则的坚守,其实是当今大学突破制度困惑,重建学术尊严的希望与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