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控流保学，我们不少老师都受着冤枉气。”吕校长说，当地推进“普九”时大都强调政府和学校的责任，很少对家长有实质性的约束，这就使得不少家长认为，既然搞了义务教育，孩子读不读书就是你老师的责任。为了把一些厌学的孩子劝回课堂，老师三天两头得往学生的家里跑，吃闭门羹也是常有的事。
“这种劝学，把教育者地位降低了，把家长和学生傲慢之气抬升了。”吕校长认为，老师也应该有自己最基本的尊严，而“捆绑式”的控流保学，是老师对工作感到厌烦的一个重要原因。
采访中，一些乡村教师普遍感到困惑的是，保学目标让老师在一些特别顽劣的孩子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学生即使违纪，一个月不来学校，学校也没有办法按纪律处分他。课堂上，学生可以打老师，但老师却不能动他，除非学生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普九把一些学生‘普’上了天，学生犯错误老师只能一味地‘轻言细语’教育，导致他们越来越‘猖狂’地跟老师作对，有时连正常的课堂教学也无法开展，这是普九这10年我们下面老师最大的苦。”黄淑娟老师感慨地说。
付出了心血，却很难让孩子改变
在广西来宾某乡镇中心校教数学的覃老师，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她的父亲退休后常常跟女儿交流从教心得，听到女儿老是念叨教书辛苦，父亲感到有些想不通。
“怎么我那时候带学生就没你说的这么难？”
“现在的学生跟您那会儿的不一样了，根本管不住！”
“哪个叫你管那么多的，你上完课就走，上课他吵你就让他吵嘛。”
两代农村教师间的这段对话，折射出的是乡土社会剧变后，教育从外部对象到内部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覃老师的父亲很难从自身经验出发去理解女儿的处境，女儿如果沿用父亲的教育模式，恐怕也很难应对这些缺少父母管教的留守儿童和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90后”、“零零后”。
身为政教主任的吴老师告诉记者，他在乡中管了6年的学生纪律，有种身心俱疲的感觉。每天一大早，他就站在校门口检查学生的仪容仪表，遇到衣冠不整、头发很长的孩子，他还要带着去理发。有一次校园搞安全检查，他一个月内从学生的身上搜出刀具几十把，还有一些砂枪（当地一种打鸟用的枪）。
让吴老师头疼的是，碰上调皮捣蛋的学生，想联系家长根本都找不到人。“如果有父母在，还可以叫到学校跟老师共同教育孩子，但他们的父母都去广东打工了，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又管不了他，这部分学生就成为最难管教的。”吴老师说。
教育本身就有教化和塑造人的功能，在旁人看来，即使学生再顽劣，老师也应该想办法去引导和改变他们。但身为一名乡村教师，吴老师感到他们的付出往往跟收获不成正比。有一年吴老师担任初三班主任，每天清早6点他就爬起来带学生去跑步，晚上等大家都睡下了，他还要打着手电筒去抓那些翻墙去网吧的学生。“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让孩子有了一些改变，可一旦离开校园，没有家庭教育的配合，学校教育的效果很容易就被社会上的影响给抵消了。”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农村地区的老师的素质和教育方式也确实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覃老师说，学校里有20%%的老师可能具备耐心和能力去教化那些孩子，但有80%%的老师认为上课教书就可以了，没有太多办法去感化那些学生。
今年31岁的覃老师是她所在乡镇中心校最年轻的老师，从2002年以后，学校一直没有新老师进来，即使有也是从别的学校调过来的老师。教师老龄化，教育观念、方法滞后都是农村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能出去参加培训的都是领导和那一两个老师，大部分一线的老师出去培训的机会很少。如果还是沿用原来的教育方法，现在的孩子根本不吃你这一套。”
在覃老师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幅“莫生气”的格言。她说，老师也是人，也有情绪，碰到冲突激烈的事情，有些话说得重了一点，孩子就记在心里面了，现在的孩子心理又脆弱，万一想不通做出出格的事怎么办？所以她经常在委屈郁闷的时候，抬头看看这幅格言。
有时候覃老师也想按父亲说的那样，上好课就可以，不去管那么多，可真正站到讲台上时，她又没办法不尽到自己的责任。“每当我很厌烦这份工作，又觉得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改变不了学生，就改变自己的心态吧。”
本文涉及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