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清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两位现任院长施一公、饶毅，以“自揭家丑”的方式，将国内科学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捅到了国际顶级科学杂志上。

    施一公、饶毅以《中国的科研文化》为题，在《科学》杂志上狠批中国的科研文化“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称“尽管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研究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文中还力陈我国科研中存在的种种痼疾，如“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而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等等。

    此文的中文版本，在中科院《科学时报》头版同时刊发。不久前《人民日报》再次以“经费体制该改了”为题全文转发了施、饶的文章。联系科学界近期爆出的种种丑闻，时下对学术体制以及学术道德的追问已经成为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

    考评制度下的造假

    对于国内学术论文造假屡屡曝光，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今年9月出版的《自然》杂志在“通信”栏目刊登了国内某期刊编辑部主任的来信，标题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一本中国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剽窃》。但是，由此国内学术论文注水现象，可见一斑。

    今年《自然》杂志曾对中国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一事报道中，指出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是造成科研人员普遍造假的主要原因。该文醒目的标题《发表论文，抑或自行灭亡》，道出了国内科研工作者在现有考评制度下，不得不突击造假的苦衷。

    目前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普遍以被SCI收录的论文数量作为圭臬，与待遇奖励、基金申报等挂钩。而一篇SCI论文，不仅要研究内容、学术价值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平，仅投稿过程包括的初审、修回、二审等环节，往往就花费大半年的时间。但是，以SCI为准绳的考评却每年都要举行。如此重负之下，论文造假就成了捷径。

    SCI这一国际公认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在国内科学界的特定语境下，则变为了“中国式的愚蠢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

    科研不该是做“命题作文”

    今年我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早在去年底，中国的科研投入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也位居世界第二。

    这些巨额的科研投入既包括每年固定评审的国家自然基金，也有诸如863、973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但是，巨额的科研投入是否带来科学水平的飞速提高呢？除了上述注水的论文发表之外，人们听到的更多是诸如“中国为什么培育不出大师”的钱学森之问，看到的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时国人失望的表情。

    科研基金既是科学研究得以维系的经济基础，也在调控科学资源分配上起着导向作用。科研基金分配的决策首先应该遵循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目前普遍的基金申报模式是：政府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制定出固定研究方向的项目申报指南，科研工作者再根据申报指南进行基金申报。本应体现科学精神、科学规律的科研基金的申报，成为了政府部门的“命题作文”。而在此过程中，从项目立项、资金分配到成果鉴定，又都离不开“人治”的影子，最终导致科研基金分配可能成为权力、人情的衍生物。

   学术打假，怎一个愁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