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饶毅的初中加高中只读了4年，在1974年到1978年。这是江西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南昌10中。但饶毅对于中学时的记忆，很多是与玩有关，其时，学业不重，课程不全。

    有段时间，物理和化学被合成了一门课工业基础知识；而多年后饶毅所从事的生物研究，在当时被叫做农业基础知识。今天，饶毅做果蝇的实验，但当时，主要学习的是如何养鸡喂鱼。

    当时甚至没什么书可以读，文化生活空虚，以至于1974年新影片《闪闪的红星》在南昌八一礼堂上映，只能容纳1000人的电影院外面挤了5000多人。人群中裹挟着当时身材矮小的饶毅，万人空巷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

    每学期，还有学工、学农劳动，饶毅常常跟随先遣队，打青蛙、抓鱼，兴奋地吃着没有煮熟的米饭。至今，饶毅仍然跟其中一些同学保持联系，时时忆起那些青涩的往事。

    这位昔日的语文课代表至今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也曾站在前台带全班朗读时自己害羞得直不起腰来。他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一个细节：一次把同学们不太喜欢的班长写到作文中去，开了一个同学懂、老师不懂的玩笑，老师当众诵读时引起哄堂大笑。他因此内心也忐忑了很久。

    “在同一个领域里，打破脑袋，比较好的最多也就20%。但如果能找到自己的方向，成功的样式和几率就会增加。”饶毅如是总结。

    2010年年末，教育部批准了饶毅执掌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施一公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可探索本科生教育改革，革新培养方案，促进特色人才成长。

    此前，饶毅和北大其他10位教授上书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提出高考招生改革，“在高考分数接近的学生群体中，综合素质，尤其是兴趣、抱负、专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等非智力因素，将是个人未来成长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饶毅一直在呼吁培养有特色的学生，“我希望各个学校和老师要放开，让学生找到自己的特色，不要吊死在分数一棵树上”。

    很多家长都有着这样的顾虑，一步慢步步慢，如果大学的起点不一样，找工作的起点就会受影响。但在饶毅看来，人的成长固然与其所受教育的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并不能决定其一生。过分看重上大学读名校，只能说明一个人对人生缺乏长远目光。

    针对家长们的顾虑，饶毅举例，“我们这批77、78级的大学生，当初就业时也会有差别，但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看，现在很多各个行业出类拔萃的人，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高。成绩拔尖只是特色之一，成绩不高，有其他特色，也能成功。”

    饶毅说，迄今为止，他在北大生科院看到的最聪明的学生，当年在120名学生中高考总分排名在107位，“但他比很多排名靠前的学生超出不是一点点，因为他对科学有很深刻的理解，也充满科学热情。”

    女儿在美国上完中小学、儿子回国读小学，这让饶毅对中美教育的差异有了更为真切的观察与体验。多年来行走在国内外高校的饶毅教授不乏感慨：“我们的中学生亟待培养独立自主、主动学习的能力。”

    一段故事可为此写下注脚。2009年度新生开学，饶毅对120名刚刚走出中学校园的学生介绍，学院可以面对每个新生提供“个体化教育”，然而，让他遗憾的是，最后只有一个学生找到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年后，饶毅将这个故事告诉了120名新生和80名家长，最后找到他提出自己设想的也只有两人。

    连续3年夏天，饶毅都会送一批本科学生到国外实验室去暑期实习。让饶毅意外的是，面对难得的机会，很多学生对申请这些实验室时几乎毫无准备。不仅写申请前没有准备、申请没有针对性，而且当有些教授委托饶毅和同事面试学生时，还有相当部分学生不作准备。

    学生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在忙考试，有的在学GRE，一些则按照社会对美国高校的排名提出申请，其他国内的重点实验室没人报。

    “很多中国学生把考试看成最重要的事儿，而忽视考试后自己未来做什么的设计和准备。报考理工类研究生是为了进实验室，实验室才是考试的目的。把方法和目的反过来了，把考试凌驾于实验室之上，本末倒置！”饶毅说。

    饶毅为此寄语中学生：“从中学开始就多想想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希望做什么，多些主动性，不被幼稚的社会环境所简单定型。”

    摆弄收音机，了解了自己的短处，收获了一辈子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