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还是北大，这不是一个素质问题
一边是百年名校，一边是世界诱惑；一边是舍我其谁的招生大佬，一边是锋芒正锐的学校新秀，看似缺乏悬念的较量，却出现了冷门般的戏剧结果，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对此，北大数学学院教授王诗宬在北京大学为2011届本科毕业生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时调侃回应说：“考试分数多少是能力问题，选不选择上北大是素质问题。”
读北大才有素质，读“他大”就没素质，当然只是王教授为“挽救”北大脸面的一家之言。放在时下愈演愈烈的高校掐尖录取争夺战的大背景下，为了几名状元生源，竟然可以让一向以清高和学问自居的北大教授置斯文于不顾，也足以想象其中竞争程度有多么惨烈。但本末不能倒置，现代教育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面对日益挑剔与理性的学生，不去反思自身存在的种种不足，却将责任一股脑推向学生，概言之“素质问题”，乃是极大偏颇。些许的牢骚与调侃最多算自嘲，只能“止增笑耳”，不仅不能挽救北大的脸面，却失去了更大的尊严。
状元“南飞”的背后，是教育体制的悲哀
当然，在这里，北大、港大仅仅只是一个代称，泛指内地的“名牌大学”和香港地区的大学。而剖开两所学校竞争的表面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归根结底是两种教育体制、教育模式的竞争与碰撞。与国外教育重视方法、倡导创造的理念不同，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着功利主义，分数抹杀了所有的兴趣和想象。当沉重的书包把幼稚的肩膀压垮，当如山的书本把童真的心灵禁锢，我们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高分低能者，却在这条道路上继续乐此不疲。与国外高等教育重视实践、倡导思想的方法迥异，我们接受了12年“虎妈”式教育后，却在严进宽出的“放羊”式大学中迷失自我，浑噩4年，将失业的噩梦延展至后半生。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便是中国的“高考状元”，却未必可以“高端择业”。据《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分析，1977年到2011年的30余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被人羡慕的“高考状元”在社会的发展中被大浪淘沙，最终沦落成为平庸者。当年横扫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一流考生”，最终却难成“一流学生”，更难成“一流人才”，其中滋味，令人琢磨。
当然，我们也有不堪教育重负大学中途退学的另类，却乏有与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比肩者，所有的，也只是网吧游戏成瘾勒令退学、不喜欢现在的专业退学再高考，或者是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清华毕业生遁入空门等尴尬事件，这，算不算中国式教育的莫大悲哀？
没有残疾的学子，只有残疾的教育
《大学》中这样解释“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毫无疑问，大学当以学术闻名天下，服务国家社会。而反观目前高校，教学楼的高度与豪华淹没了本应该有的氤氲文化气息，教授名车名装终日奔波在各大电视台与公司讲座厅，拿着抄袭而来的论文著作炫耀职称，开口闭口唯钱论，且时不时来个潜规则……当大学不敬畏学问却敬畏权贵，不敬畏规则而敬畏财富，你怎么可能不让学生“一流进去，三流出来”？又怎么可能让学生不失望？“文人不纯，教育不深”，这，是中国教育体制“先天残疾”下的又一“后天哀事”。
先前，总理曾在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直言三问：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表达了焦虑，更对泱泱大国却鲜见大师倍感痛心。当钱学森、季羡林、启功等老一辈大师驾鹤仙去，当钱老焦灼的声音“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犹言在耳，我们是否应该一同焦虑？“何以一个大动荡的民国时代，竟催生了大师的璀璨星光？而一个大发展的和平年代，则无大师的层出不穷？”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有志之士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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