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体制藩篱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公办民办，能够培养人才就是好教育——这不仅是传统的回归，更是一种体制的超越。体制的超越，给了教育超越以无限可能。——题记

　　私学的复兴

　　1993年10月，澳大利亚人马克在《开放月刊》上撰文，题目叫《到中国办学去》，其欢喜雀跃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让这个澳大利亚人蠢蠢欲动的是，当时中国的民办教育市场确实让人垂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中华大地刮起了一股民办教育的旋风。

　　这般好景象来得并不容易。

　　和民营经济一样，民办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能被这个社会主义国度所接受。

　　l950年春天，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在全国学联扩大执委会上作了题为《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报告，提出“坚决地和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制度”。

　　私立学校，自然被划为要被“改革”掉的“旧教育”。尤其到了1952年高等院校参照苏联模式院系调整后，所有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此后几年，随着“改造”的深入，私立学校全被“割”掉了。

　　“私”字在那个时代会引发太多联想与担忧。

　　民办教育消失后，所有的学校教育活动都处于政府严密的监管之下，国家控制了学校里的一切，学校教育也就很快形成了全国整齐划一的局面。这种局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无疑对稳定教育、稳定社会带来极大的积极意义。

　　然而，正如经济上消灭了私有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虽有利于国家稳定，却不利经济的长期繁荣一样，单一的公办教育也只能在短期内促进教育的普及和一体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大一统”的教育模式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

　　改革开放之后，有专家提出要进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但到底该怎样改，一时间并没有定论。

　　有人认为教育还是应该由国家来主办，也就是说必须要公办。但也有专家提出可以民办，由民营资本来运作教育。但对于“民办高校”，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些高校可能会改变我国公有制的性质。

　　从先贤孔子始，中国创下的“官办”和“民办”结合的教育模式，却在工业文明飞速发展的现代中国，受到诘问。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开始逐步确立，民办教育跟着挤进了春天。

　　但是民办教育的师资质量、办学条件、诚信，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它的回归，从当时民间给一些民办高校赐予的“雅号”——“野鸡大学”，不难看出这个有着中国传统且带有鲜明市场经济特色的教育品种，令人且爱且忧的现实。

　　今天回顾一系列政策的面世，不难看出政府对民办教育“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态度，直到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出台，第一次以专门的法律来鼓励、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