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尽管漫长，却也一步一步引导民办教育走向规范，从“街边杂耍”走上“舞台”。

　　事实上，这也几乎是一个世界规律：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世界名校，皆为私立大学。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开放，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学在民间”是中国教育的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家教育的缺失。

　　一所民办大学的实验报告

　　1988年，一个中学老师，曾经的右派，丁祖贻在西安办起了大学。

　　这个学校挂靠学术团体“西安翻译学会”。但学会没出钱，国家也没给。丁祖贻租了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开张了。但他准备办的不是流行的走读学校，而是全日制大学。

　　2009年，西安翻译学院已经成为本科大学，在校生4万，校园两千亩，固定资产10亿。宣称要建“东方哈佛”的丁祖贻，早已成了中国民办高校的标志人物。他和“西译”对自身特色大张旗鼓的宣传，既吸引了眼球，也招来了非议。

　　民办的“西译”，跟公办大学不同的第一点，是市场意识更强。为了好找工作，这里学生要同时学习外语和一门其他专业，还要学办公自动化、驾驶等实用技能。“市场需要什么专业我们就培养什么人才，我们是对路的。”丁祖贻说：“有些公办高校开个专业，明明分不出去还死开着。而我们掉头很容易。有一度全国法律专业热，结果还没有等到毕业就凉了，我们就赶快停了，改开热门专业。”

　　不要学历要能力，不要文凭要水平。“西译”5年前开了研修生院，每年招100个学生，为了培养英语思维，5年不准讲汉语，不准参加学历考试。“不要国家的学历又能怎么样？用满身本事闯社会，行不行？”

　　“西译”另一点不同于公办学校之处，是把学生当高中生管，实行“军事化全封闭管理”。这引来不少嘲笑和反对。但丁祖贻认为这是“严师出高徒”。“认为翻译学院不近人情，就不要来好了。”丁祖贻说，“对学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理，应该是我们大学自己的主权。”

　　无论从规模还是理念上，“西译”都不是民办高校的特例。在校生2万以上，占地几百上千亩的民办高校，在西安一地就有七八所。全国共有30多所。它们的师资来自附近的公办大学，学生则来自高考分数较低的学生和落榜生；办学风格五花八门，但普遍贴近市场；办学资金一点点积累，从小做到大。这些大学里的“草根”满怀雄心，但路途崎岖。

　　1981年第一所民办高校成立，如今民办普通高校已有近300所，在校生150万。民办大学收取学费，自给自足，勉强生存，谈不上盈利（“民办”不等于私营，学校仍属于公益事业，产权不归私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的角色是帮助学生取得自考文凭。直到2005年教育部批准了25个民办本科学校（如今上升为43所）后，才获得了“正室”的名分。但仍然面临比公办学校更多的烦恼。

　　民办学校的出现打破了公办教育“大一统”的局面。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胡东芳的话说，民办教育的“成就掩盖不了问题，问题也抹煞不了成就”。

　　“应该放手让普通高校、民办高校去发展，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按照国家的法律就可以了。”丁祖贻说，“任何国家政府都不可能包办教育。在发达国家，民办高教占了半壁江山，这是历史的必然。”

　　知识从少数精英传播到普罗大众，这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欧美和日本的强国史，无不在证明这个简单的逻辑。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群悠闲的贵族可能创造出希腊哲学和葡萄牙航海术，但这绝不会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迅速恢复和整顿了残破的教育体系，并且很快将新式教育推进到每一个偏远角落;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教育转型的大潮，百折而不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奔流而去。

　　60年强国征程波澜壮阔,60年教育复兴大势磅礴。人民共和国这艘巨轮，正在教育引擎的驱动下，劈波斩浪驶向光明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