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梁之才”还是“不稳定因素”？

　　据郑洪介绍，每年入学的时候，他们都要进行一次摸底测试，结果令她吃惊，孩子们的文化基础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数百名学生里及格的不足十人，平均分二三十分的学生比比皆是。

　　“不是孩子不行，相反，我认为这些孩子恰恰就是国家未来的栋梁。”郑洪认为文化课的薄弱不能说明孩子的智商或素质有问题，是他们的课桌太不安稳了。流动性特别大，经常大段大段的时光被荒废，一个孩子转过2次学都算是少的。

　　在郑校长眼里，丰富的经历、苦难的生活阅历是这些孩子的人生财富，这造就了他们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之才的基础。“我办这个学校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作为公民，要具备责任心，有爱心，有智慧。有学校不一定有教育。我的学校要给他们提供适合他们的教育。”

　　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志愿者史莎莎告诉记者，这些中国孩子身上那种旺盛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常常令她感到惊喜，她从这些孩子身上学到很多。来过这个学校的人都认为，打工子弟的过人之处在于思维活跃，能够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思想不僵化，这是郑校长眼中孩子成才的必要条件。

　　但是，并不是每个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女都能有接触到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的教育机会。在蒲公英学校的大门口，记者看到一张白纸上写着：“本学期学生已经收满。”

　　当年的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对记者表示，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埋下不稳定因素的正是今天的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教育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文德学校校长崔克中说得更加直接：“能让孩子在学校读书的还都是一些小老板的孩子，很多失学的孩子没有体悟到父母身上艰苦创业的艰辛，在社会上沾染了一些坏毛病，很多人不会像父母那样去工地，要么在家闲着，要么就走上歧途。”

　　时间不等人，大量农民工子女已经到了“初中后”的这样一个结点，如果带着缺失的教育走向社会，后果不难想象。 

 　说不尽的户籍与体制

　　在新公民公益组织总干事刘文华看来，农民工子女遇到的种种问题，全部可以归结到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体制，第二是目前义务教育的财政分担体系。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被视为“负担”。在接受他们入学的时候，他们会时常感觉门槛的提升。

　　农民工具备多个部门分别颁发的证明(各地不一)，如务工证、居住证、计划生育证、子女学籍证等，其子女才能够享受“流入地政府为主”的政策，即“与当地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只要上述证明不全，农民工子女入学就仍然要交纳数额不等的“借读费”。

　　政府目前正在严厉打击公办学校收借读费的行为，但在实际效果上，这竟然是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一种阻挡。“因为原来交钱还能上公办的好学校，现在国家一收紧政策，有钱也上不了。好的政策在执行中却打了这么大的折扣。”徐永光认为。

　　目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全部由流入地政府负担，这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杨东平表示：“以北京为例，石景山、朝阳区是农民工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全部由两区政府负担，而东城西城财政情况本来相对就好，这笔负担反而小，这就会影响朝阳、石景山的积极性。”

　　杨东平对记者说，问题的背后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农民工子女教育是长期问题还是短期问题，二是这是个制度层面问题还是个普通的教育问题。

　　他认为大量社会组织涌入农民工学校并不能替代政府的职能，解决问题还有赖政府出台创新的体制。

　　徐永光现在专做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公益活动，经过调研，他认为这些孩子的教育经费全部要政府买单不是很现实。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低投入、低薪酬、低质量等问题，而政府政策在执行上阻碍重重。这个问题上，政府与市场是“双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