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的公立小学年生均成本超过1万元，每接收一名农民工子女，当地财政支出就要增加1万多块钱，政府压力确实很大。” 

　　“不要在互相指责中耽误孩子的教育”

　　郑洪对记者表示：“一味抱怨没有意义，我只知道，不能在互相指责中耽误孩子的教育。不能让这些孩子再进发廊、饭馆重复父辈的生活，要给他们希望，让他们在这个城市中以新公民的姿态过体面又有尊严的生活。”

　　几乎所有人来到蒲公英学校之前，都抱着同情甚至怜悯的心态。但是这里的孩子给他们上了一课。

　　郑洪的几名北大国学班的同学都是企业家，他们来到这个学校和几名初二的学生座谈，学生们问了三个问题，第一，国学是什么？第二，国学好不好？第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进义务教育？三个问题下来，几个老板的额头沁出了汗珠。对郑校长表示：“你们的学生太了不起了，厉害。”

　　“民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多是必然的，唯利是图下能办好教育么？而完全依靠政府也不现实，最终解决靠政府，但制度和政策出台是需要时间的，那目前这些孩子怎么办？非得造成社会难题了再想办法么？”

　　在长期摸索中，她提出了公有民办的模式，或者叫公益性打工子弟学校。她的这个模式在徐永光那里被称作“新公民计划”。

　　他们认为真正做到让进城农民工子女人人有书读，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加大财政投入，鼓励民间办学，动员社会捐赠。政府为主，三管齐下。“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营利的民办学校。”郑洪认为。

　　郑洪告诉记者：“必须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

　　“新公民学校定位为非营利、平民化、高质量，并以此撬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探索和拓展崭新的教育空间。”徐永光对记者表示，他将携手各界人士把事情做起来，打造中国第二个“希望工程”，他和郑洪校长的基本想法是，最终解决靠政府，但目前最重要的是把教育权交给穷孩子们，让他们平等自信地享受教育，不能让他们在互相指责中被放逐，被耽误。

　　目前，作为唯一一所被北京教委承认资质的打工子弟初中，蒲公英学校已经和大兴一职高在搞合作，让上完初中的学生到那里的蒲公英班读书。同时努力让成绩优异的学生申请国际学位的资格，利用那个项目送他们到国外读书。

　　“事情总得一点点做，路也要一点点趟，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找寻出路，孩子们真的耽误不起了。”正在采访中，学校断电，郑洪打开一个应急灯，在微弱的灯光下对记者说。  　●延伸阅读

　　要为穷孩子多提供公益性教育

　　目前，全国有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1400多万人，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在上海这样的务工农民聚集大城市，每3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流动儿童中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1126万人，他们能否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顺利融入城市文化，关乎社会和谐、教育公平。

　　而从全国范围看，现在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任务，主要还是由民办学校甚至是未获准的民办学校在承担，这也表明“两为主”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有潜在冲突。由政府全额拨款的非营利性公办学校，其自身没有额外的经费来承担流动儿童的就学成本，所以没有接收流动儿童的积极性。只有少数面临本市生源一再下滑的基础薄弱校，以及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公办学校，对招收流动儿童表现出较大热情，大多数公办中小学校都认为接收流动儿童存在很大困难。

　　公办学校的一道道门槛，把很多流动儿童挡在校门之外。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满足了许多流动儿童的上学需求，但是存在诸多不足，严重阻碍了其发展。

　　教育部中央教科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认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足在于周边环境差、校内设施不齐全、学习氛围不好、教师素质有待提高，而且师资队伍不稳定。这影响了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公平。

　　与此同时，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以非法形式存在。这些学校的营利动机抑制了教育需求，营利性和非法性阻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非法性和学校前途的不确定性又加深了办学者的短期行为，阻碍了对学校的再投入。

　　“四低”是这些学校运营的基本特征，即几十万元不等的低投入、每学期300~600元的低收费、老师每月700元的低薪水，最终导致低教育质量。

　　徐永光认为，非营利性是打破当前“四低”民办教育死结的突破点，同时也是引入社会参与，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平民性指以低收入农民工子女为服务对象，低收费，提供符合标准的中等硬件设施，以节俭硬件来换取优质软件；高质量指优质教学资源和符合农民工子女需求的办学理论与实践。 这其中政府支持是必要的。

　　而在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国务院“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决定”里谈到的“多渠道，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往往被忽略了，这就造成责任的缺失。责任的缺失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提高到更高的高度上看，也是忽略了或者说轻视了民办教育在教育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

　　吴霓认为，要辩证理解“两为主”政策。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是多形式的为主，不一定把农民工子女全部接入公办学校就是完全落实了“两为主”政策。由政府统筹和协调，并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补贴，也是“两为主”政策非常重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