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对比是新闻摄影师钟爱的拍摄对象，比如照片的一边是摩登楼的时髦女郎，不远的另一边是棚户区里皮包骨头的孩子。今天这种刺眼的摄影多发生在墨西哥城、新德里或者迪拜，但最初关于贫富差距的摄影却是从伦敦纽约开始，19世纪的英国童工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黑人区都曾是这类新闻摄影的主角。

　　不平等和不公正几乎是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但反抗不平等和不公正也必然是与现代化并行的另一个潮流。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1968年的全球革命浪潮中，贫民窟的子民们向秩序、等级和权威发起了挑战，无论他们的理论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还是女权主义，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战、反种族隔离还是性解放，他们的行动基本可以归结为贫民窟与富人区的对立。

　　富人区和贫民窟似乎是成人世界的残酷划分，但在安徽灵璧县的西关小学里也出现了富人区和贫民窟。按照当地的说法叫做“贫富班”，同一个年级，分为大班小班，小班里配置空调、彩电、DVD等教学设施，每个小班不超过35人，同时配备更好的老师，但是每个学生需要交3000元，交不起钱的孩子当然只能去大班，因此大班的人数竟然达到了97人，不仅拥挤不堪，而且住着破旧的老楼，没有好的教学设施。这么一对比，小班是“富人区”，大班当然就是“贫民窟”了。

　　今天的中国对光鲜的CBD下暗淡的城中村已经习以为常了，80后之前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仍然停留在90年代以前的改革开放初期或者改革开放之前，无论今天他们的贫富差距有多大，他们关于童年的记忆却相对一致。那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童年，整个社会普遍贫穷。因为经历过更为悲惨的年代，因此这几代人仍然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帕累托效应，对于社会不公的感受趋向于消极，对个人的幸福社会的公正缺乏更为强烈的追求。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下一代，在那些新闻摄影师的照片里、纪录片的镜头前，最让我们震撼的往往是贫民窟孩子们冷漠而又无助的眼神。对于这一代孩子来说，他们处在贫民窟和富人区的贫富差距中，对于贫民窟的孩子来说，他们不仅目睹着父辈承受着社会的不公，他们自己在很小的年龄也在感受这种不公。对于他们来说，同龄人炫目的玩具和光鲜的衣服也许只能培养他们的自卑，但一个学校内部的“贫富班”却会增加他们内心的仇恨。

　　在美国专栏作家马克·科兰斯基最近的一部书中，一位在1968年的反黑人隔离运动中参与了暴乱的黑人这样回忆自己的行为：“事实上我是马丁路德金的崇拜者，他倡导非暴力不合作，但是我忍不住要参与暴乱，因为一想起我耻辱的童年，我就升起一股无名之火。”我们不要低估一个孩子的童年记忆对于未来行为的影响，今天的富人区洋洋自得地确立对贫民窟的统治，却忘了同时也在给自己树立无数个潜在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