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绝不是简单地将他们与城市孩子“合”在同一个校园。这些生存在农村与城市夹缝之间的孩子能否适应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能否与城市师生和谐相处？能否在异地他乡产生归宿感，真正实现从“合”到“融”？

　　“文化融合将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难点和推进今后工作的重点。”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所长傅禄建的话，道出了农民工子女教育即将面临的全新挑战。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从2007年年底开始着手进行对江浙沪三省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后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融合的研究，课题组日前向本报独家发布了相关研究内容。

　　文化差异也是珍贵资

　　在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学校的过程中，深层文化冲突常由身份意识、学习价值认识等方面引起，主要受传统文化和内在价值观的影响，比较隐蔽。

　　作为一所有着七成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上海市杨浦区开鲁新村第一小学曾遭遇过学生说的方言没人能听懂的尴尬，也曾经历过摸底考试“一片红灯”的无奈；面对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学习基础、不同家庭的孩子，校长孙月芳和她的团队曾开展过不同层次学生使用不同试卷的探索，也曾进行过以进校礼仪为起点的养成教育的实践。“农民工子女的融入对学校来说是全新的挑战，我们都是在边探索、边实践。”孙月芳说。

 “城市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后，学生结构由原来只有城市当地学生变为由城市当地学生和农民工子女学生组成，这不但会造成新的学生文化差异，而且必然会产生新的师生文化差异。”《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副研究员汤林春认为，农民工子女学生及其家长从小在农村环境里长大，听的是乡音，说的是方言，行的是乡村礼俗。“城市学校文化未必都能为农民工子女学生及其家长所理解和接受，而农民工子女学生及其家长身上的乡土气又未必能为城市学校文化所包容。”汤林春说。

　　为了对基础教育的这一新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选取了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常州5市17所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开始了调查研究。调查对象包括871名学生（其中农民工子女479名）、364名教师、942名家长（其中农民工子女家长558名）。

　　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所表现出的表层文化冲突主要来自语言、衣着和饮食习惯，农民工子女的方言乡音、俭朴衣着、粗菜淡饭遇上城市学生和教师的普通话、时尚衣着和讲究的饮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双方沟通的障碍。但这类冲突一般容易在农民工子女刚入城市公办学校时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环境的改变能较快地融合。

　　而中层文化冲突化解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学习习惯、生活规范和教育方式等方面。调查发现，分别有21.0%、18.9%的农民工子女认为与教师在作业和课堂纪律方面发生冲突较多，处在第一、第二位。

　　有18.3%的农民工子女认为容易与同学交往发生冲突，位列第一。处在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与同学在作业和课堂纪律上发生的冲突。“农民工子女学生在学习上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往往不自信；在人际关系上，师生关系表现为既想获得关爱却又处处进行自我保护；同时，由于行为相对粗放、处事相对简单，他们与城市学生有亲密关系的较少。”汤林春分析。

　　但最难改变的还属深层文化冲突。调查显示，这种冲突常由身份意识、学习价值认识等方面引起，主要受传统文化和内在价值观的影响，比较隐蔽。比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农民工及其子女对自己的身份特别敏感，所以容易因为身份问题而产生冲突；农村的生产方式及传宗接代思想，使农民工中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农民工子女中有些女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关心。

　　“我们也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子女家长知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他们一般会比较早地培养孩子的自理与自立能力，而且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相比更愿意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汤林春认为，文化差异是一种珍贵的资源，每种文化都有它的优势与不足，如能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则可以将文化差异转化为文化发展创新的优势资源。

　　融合就要真正走进孩子们内心

　　文化的融入，需要教师的付出，也渗透在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还体现在针对农民工子女特点的因材施教。

　　“要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学校，首先需要教师付出。”南京市沙洲中学校长傅明宝说。在采访中，记者也不时地被许多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为此进行的可贵实践所感动。

　　为了拉近孩子们的心，这所农民工子女占90%的学校先后开展了党团员教师结对帮扶学困生、给农民工子女过生日、教师无偿进行课业辅导等活动，并联合沙洲街道成立了“阳光助学基金”，每年3万多元助学款送到贫困农民工子女的手中，让学生体验到“进步就是好学生，提高就是一百分”。“爱的教育让沙中师生找到了支点，教师强调客观原因的少了，反思自己教育行为的多了；责备学生的少了，欣赏学生的多了，这一切都为学生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空间。”傅明宝说。

　　细节的关爱更渗透在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在上海市新光中学，老师们在班级里布置起了“家乡墙”，挂出了各省市的版图，浓缩展示其人文、自然景观，历史、特色等。新光中学班主任祝玮告诉记者，在此基础上，老师让学生们在班会上自己来“夸夸我的家乡美”，孩子们在对各自家乡的了解中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而要真正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内心，更需要悉心发现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为他们成才架设桥梁。

　　曾就读于新光中学的欧宏凯的父母都是来自安徽农村的农民工。“在一次学校环境保护活动中，欧宏凯提出了一个现象：如果将学校食堂的清洗用水循环利用，不仅能为学校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还能减少对水资源的浪费。几天后，他就拿出了调查数据。”班主任张福娟回忆。为了帮助他进一步挖掘潜力，张福娟开始带他进行课题研究，并教他如何运用网络去寻找相关内容，如何收集和整理资料，如何撰写课题论文等。在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欧宏凯荣获了上海市第4届“科技希望之星”称号，如今已在安徽当地的市重点高中就读。

　　从融入一步步到和谐

　　师生和谐、师师和谐、生生和谐和家校和谐共同筑起了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教育的和谐之路。

　　“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个复杂的工程，要实现文化融合，仅靠师生的和谐还不够，还需要师师的和谐、生生的和谐和家校的和谐。”汤林春说。

　　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的教师付出的是比一般教师更多的努力与辛劳，他们同样需要更多的关爱与理解。在南京市沙洲中学，“关爱教师”行动就为学校“爱的教育”注入了绵绵不绝的能量。学校的教师不仅早自习时能喝上学校订的牛奶，生日时会收到学校送上的蛋糕和祝福，而且各项福利措施都向一线教师倾斜，每个寒暑假学校领导无论多忙都会一一前去登门探望教师。

　　与农民工子女相比，城市的孩子虽然眼界开阔、思维敏捷，但是比较娇气、吃不起苦；与城市的孩子相比，农民工子女虽然勤劳、朴实，但是眼界比较窄，能力相对较弱。如何让孩子们学习对方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共同学会理解、分享和创造，是文化融合的关键。

　　四成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的常州市北环中学通过建设班级自治组织，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爱国家、爱城市、爱学校从爱班级开始。”该校副校长蔡军告诉记者，学校从重建班级开始，通过建设班级自治组织，让更多的学生获得自主管理的机会，让本地孩子与农民工子女在协作中互相帮助，共同成长，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孩子也因此有了更多相互交流、合作、学习的机会。

　　家校的合作同样不容忽略。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研究的上海市教科院郁琴芳老师认为：“家长是资源，差异也是资源，农民工家长的特长技能就可以成为宝贵的家校合作资源，从而加强家校的沟通与交流。”

　　上海市宝林三小的学生小朱，爸爸是个体户，在菜场旁边摆个钟表摊，有一次家访，老师发现小朱的爸爸不仅会修钟表，手还巧得很，于是把他请到班中，请他讲解小家电维护小诀窍。2007年，小朱的爸爸和学校老师还一起带领学校小发明组制作“节电开关”，在市区的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

　　宝林三小教师张如玉告诉记者，学校每学期都会请一些农民工子女的家长来学校为全体学生上课，他们中涵盖着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源：小摊、商场、工厂、各行业部门等。每学期结束，学校的调查问卷上都有这样一题：“本学期家长来上课，你觉得怎么样？”结果，百分之百的学生都表示“欢迎”“喜欢”“收获大”，家长则表示“很紧张，但很有意思”。

　　教育公平的大门已经打开，然而对农民工子女教育而言，后面的道路依然很长。用傅禄建的话说，“要提升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质量，就必须关注文化融合的问题，而文化融合应该在农民工子女的早期教育中就开展，并且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