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期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精彩的言论。这是我国政治进步的一个反映。毕竟，公民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角色要求，已经不限于荣誉的体现。

我国教育的问题太大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官僚化、学术腐败、创新乏力，我非常同意他对于我国高教“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价值和思想方面很少”的判断。但是他这个6000多字的建言，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建议“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四大名校为首的高校英语教学外包给新东方作为探索和试验”，“以新东方的成功模式推进中国高校的机制创新和体制重建”。

在我国，的确有一些专门训练学员通过别人主持的考试的学校，特别是训练学员通过外国的入学测试，包括TOEFL、GRE、GMAT等等。这些学校非常火爆，甚至发出过打败北大清华这样的“豪言壮语”，蔚为壮观。以英语训练为例，这些学校的许多教师都明确宣传，他们虽然不能够实质提高学员的英语水平，却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学员的应试技巧，提高考试成绩。甚至，一些在美国出生并且在美国上学的华人孩子，在他们申请大学的时候，也会被他们的父母送回我们国内接受这些考试学校的训练，真是咄咄怪事。

这些考试学校的本事，就是把学员的考试技巧发挥到极致。问题是单纯的考试技巧，对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贡献。结果遭殃的还是中国学生：当TOEFL、GRE、GMAT考试的主办机构认识到中国的考试学校能够把学员TOEFL、GRE、GM A T成绩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应对措施就是折扣评估中国考生的考试成绩，比如中国考生的600分相当于他们本土考生的500分。

如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参加考试学校的训练，就成为博弈论所说的“囚徒困境”：别人参加你不参加，你一定吃亏；别人不参加而你参加了，你就占便宜。这个囚徒困境的格局，迫使准备留学的学生参加考试学校，考试学校就这样红火起来。但是正如上面说的，这种花费并不提高学生的素质和实际能力，只是徒然增加学生的付出而已。可见，考试学校这种设置，不仅迫使考生进入囚徒困境，最终还导致中国学生失去“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

据报道，新东方的掌门人俞敏洪也回应叶青代表的发言说：“大学老师的教学水平、英语水平比新东方的老师高得多。”这倒是实话。叶青代表因为观察到“中国大量高校培养的学过英语的学生，要出国留学，或考研深造，都要到以新东方为代表的培训机构去重新回炉，否则就考不上”，就以为应该按照新东方的模式来改造我们的大学教育，主张把大学教育外包给考试技能训练学校，实在是开错了药。至于原因，自然是因为没有把好脉。

理论上说，代表、委员什么都可以说。就是一介公民，也应该什么都可以说。这应该是政治进步的又一个体现。只是我们注意到，叶青副局长的另一身份，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并且有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资格。恐怕身为大学教授对于大学教育的病理毫无认识，才是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