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学生的态度是什么？

　　方：他们不断地希望能够做点什么。我们也建议他们，不要因一时冲动去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这里有个细节，今天听说我们要安排代表到黄山来，所有的学生都要求来。但因车子有限，我们原定计划就安排了两人。为什么不安排所有的学生来？因为我们不想给当地政府造成太大负担。

　　学生们想要做什么，现在还没成形。但他们已开始发起募捐，希望为张宁海所在家乡的小学提供一些公益支持。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想法，我们觉得不是他们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暴露出社会经验方面的不足，例如他们问，怎样能够为张的父母争取社会保障。

　　“媒体控制论”很难评价

　　羊城晚报：你们觉得要更好地保护学生。保护是应该的，但你们有没有觉得是过度保护呢？他们都是成年人了。

　　方：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原来是想等他们心理有两三天的平复期之后，会有一个……就是说……迟早要面对社会。但这两三天的平复期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羊城晚报：获救学生杜彬回来后与同学的对话，被网友截屏放上微博，引发“夺权论”……

　　方：这是个别学生一时无知的言论。但这是不恰当的。这不代表大部分获救学生的心情和态度，也不代表大部分复旦学生的心情和态度。

　　这反映出学校、我们的教育对生命观，有教育薄弱。

　　我们引起高度重视。

　　羊城晚报：校内登山协会的会长，是个什么样的官？当了这个会长有什么特别牛的么？

　　方：他们如果热爱这个事情，就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

　　羊城晚报：侯盼是复旦毕业生吗？

　　方：是校友。他以前也不是会长，研究生毕业一年多了，他的工作也与户外运动无关，这只是他的兴趣。两天前，他刚辞职了。他说想专心把这件事处理好。

　　羊城晚报：还有学生发表了“媒体控制论”。

　　方：这个很难评价，也没必要上纲上线。

　　学生评价学校，这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否暴露出新闻教育的问题，这见仁见智。网上的理论难道要句句当真么，又不是写论文，不要上纲上线。对于“夺权帖”的问题，我们是很重视的。

　　学校规定类似活动要报备

　　羊城晚报：这件事后，很多人说复旦的学生很冷漠，80后90后大学生很冷漠。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方：现在的孩子在成长中，一方面接触世界的渠道更多，视野比老一辈开阔。但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的教育，并不是立体的，缺失了很多东西，人文关怀，对生命、自然的理解，社会责任等等。他们最大多数的主体是让位于题海，让这种题海手段去做激烈的考试竞争。这种教育是贻害终身的。从这个事件中，如果说要反思，不如去反思我们的教育。

　　羊城晚报：以后会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么？会否在学校禁绝户外运动？

　　方：适当地参加户外运动，是丰富自己阅历的一种手段，不能一概禁止。我们反对的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威胁到他人、自己的生命。

　　学校能做的有两方面：第一是教育，包括安全意识教育、生存性技巧教育，另外就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连接着人文关怀，这些教育是一般知识性课堂传授无法替代、亟须加强的。第二是引导。复旦一共有200多个社团，户外运动社团是其中的一类。这类社团要通过引导去加强管理。之前我们就规定，学生无论是参加校内组织的活动，还是校外活动，都应向辅导员报备。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一点。你想想，事发那天从9时到11时30分，两个半小时，超过400名教师，排查了 29000名学生，才找出这10名学生的身份。这是多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