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的时候，大一新生彭仲天托着电子辞典走上来：“我注意到，您刚才在课上说琐罗亚斯德教又名景教。或许是口误吧，但景教可不是什么琐罗亚斯德教，它另有所指，您请看！”

　　电子辞典上的字体比任何人的字体都更标准和毋庸置疑：“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里派的别称……”

　　彭仲天本来可以先把辞典上的方块符码通过那个叫做“记忆”的程序复制到大脑的信息存储区，在知识领域里完成一个最为中国学生所擅长的简单再生产的过程，然后以知识所有者的身份对我进行纠偏。但他似乎不屑于此等羞辱性的重复劳动，他只是把辞典拎上来：事实性知识的出示完全可以由电子产品来代劳。而电脑可以胜任的东西，为什么要烦劳高贵的人脑呢？——人脑理应从事更有创造性的活动。况且，就知识的仓储功能而论，人脑也远不是电脑的对手。

　　对于在纸质媒体时代完成学业的我来说，彭仲天托着的岂止是电子辞典，那分明是来自信息时代的骇人的提示：就知识的存量言，我半生的学历教育，无数的光阴荏苒，冬念三九夏诵三伏，竟不抵手掌大的一本电子书！换言之，电子辞典上极其轻松的一次键盘输入，就可以对我任何领域的知识库存进行甄别审核。每每想到我在课上的每一个事实陈述都可能被彭仲天们在电子辞典上进行这样居高临下而又随意便捷的审核，不由得热汗生焉。

　　如果知识只意味着事实陈述，而与价值判断无涉；如果对待知识的态度只能是消极的接受、记忆与储存，而不伴之以反思、质疑、推理与创新；如果知识的传承只是重复性的简单再生产，而不是衍生性的扩大再生产，那么，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手，就可以取代所有的学科体制。进而，如果这套百科全书可以制作成电子辞典——显然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么，即便从便利的角度，按下几个字母键的知识出示过程也不会比到大脑的信息存储区去搜索来得更费时费事。

　　我们的教育方式正是在这里遭遇了正当性的危机：在辞典和百科全书电子化或电脑化的时代，我们却在一如既往地把学生培养成活体的辞典或人质的百科全书！设若一个人的教育周期无限，这种教育方式至少为我们节省了电子辞典的费用，甚至，基于博闻强记的口若悬河还具有上流社会沙龙美学的价值，或在演说政治下推动领袖魅力的形成。但在教育周期有限的现实下，辞典式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