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典式教育遵循的是“熟能生巧”的体力劳动原则，它征用受教育者除大脑之外的几乎全身器官：口部肌肉群和声带的过度使用，头悬梁锥刺股的肉体折磨，因重复抄写而扭曲变形的手指，躯体有节奏的前后摇摆，使劲揉太阳穴，痛击大脑的物质外壳。它体现的甚至不是石油时代被空前降低了强度的体力劳动，它体现的是体力劳动在历史上最不堪的状态，即强迫性的奴隶劳动。这种劳动不乏肢体上的紧张，却体会不到引为精神劳动特征的内在的紧张感；自由思考的愉悦，创造的激情与超越，理性远征的险象环生与别有洞天，智力冒险的困顿与狂喜，都是它无缘感受的；它无选择地被受教育者体认为人生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挣脱，决不能像真正的精神劳动那样用以安身立命。

　　辞典式教育的归宿是各级各类考试，其终极成就是在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获得金牌。这种竞赛的命名再度确认其体力劳动的属性，竞赛规程来自对体育竞技的简单挪用：既定规则与既定目标，规定动作与规定分数，标准步骤与标准答案，既不允许独辟蹊径，亦不走向未知结论，唯一重要的是时间或熟练程度。这种封闭的智力操练过程与真正开放性的智力创新毫无相似之处——它简直就是为了扼杀人的创造本能而设计的，而只有开放性的智力创新才通向诺贝尔奖。如果这个关于知识再生产的比附继续成立，那么，诺奖所代表的知识扩大再生产应与奥赛所代表的简单再生产存在有机的衔接，简单再生产应该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奥赛冠军应该成为诺奖最具潜力的未来候选人。

　　不幸的是，在信息时代的知识领域里，不能体现扩大再生产原则的简单再生产将被取消知识生产的性质，一如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一个只满足于简单再生产的企业将不具有现代企业的性质。两者的关系不是不相关，而是负相关，易言之，我们的教育越是投入于奥赛冠军的培养，我们与诺奖越是无缘。

　　因为我们在奥赛上的成功会强化我们对辞典式教育模式的认同，掩盖其与时代严重脱节的危机，从而拉大与通向诺奖的现代教育理念的距离。到美国插班读小学的中国孩子个个堪称天才，他们在当地学生还依赖手指头的自然个数进行四则运算的时候已能靠熟记乘法口诀迅速得出答案了。然而，到高二、高三的时候，这些记不住乘法口诀的美国学生已经在使用磁性量子细胞自动机取代晶体管了，已经在建立能源转换实验室了；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当我们的清华学子把十亿国人中最优秀的智力投入到牛津英汉大辞典的背诵时，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学生们已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了，剑桥大学的学生们已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了。

　　只要我们仍旧满足于做世界工厂，这种至少能够与引进和复制知识的需要相适应的教育方式便仍是可行的，我们仍可以在“译介现代化”的路上阔步向前；但如果我们要转而建设胡锦涛总书记早在2006年即已大力倡导的创新型国家，教育方式的转变便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